一天走完了毕业所需的大部分流程，早上像鸭子一样被赶上架子拍了几张合影。睡眼惺忪的我，感觉自己一大早就被推上行刑场，面临着最后的判决。我们即将带着年轻的咆哮扑向社会，社会则张开大口准备吞没我们。不知道那些真正将要准备走向社会的同学们是不是这么想。站在铁架上，背衬着行政楼，也不知道是学校的风景装点了我们，还是我们装饰了学校，成了一堆敲上“浙江工商大学”印章的新产品。不对，印章还没敲。下架之后，马上参加毕业论文答辩，算是敲印的质量检查。
感谢所有该感谢的，让我参加了一个戏剧化的答辩。最初我的论文因为某些老师工作的失误，导致没能交到评阅人手上，使我差点沦落到二次答辩。当时我对此事的愤怒是无以复加的，甚至在楼道上与该老师吵了起来，很不大度。我的理由是，我这样的论文进入二辩是种耻辱，作者绝对不允许自己的作品被侮辱，更何况是精心雕琢之作。吵翻之后气鼓鼓离开行政楼，回寝室想写文章泄愤，后又觉得这种做法没什么力度，便又转回头去找院长评理。令我意外的是院长并未听我过多解释，令我原先备好的说辞无用武之地。他一得知我不能参加一辩后，立时面带愠色，当着我的面批评了该老师，直夸赞我的论文“水平很高，哪里还用得着别的老师来评阅”，当场给我评了91分送交答辩小组答辩。这让站在一旁的我大受感动，不小心还滚下两滴眼泪，唉，这真是冤情昭雪，真情流露啊。没办法，我对自己的学术处女作还是很看重的，这都不行我以后还拿什么混。后顺利通过答辩不表，也不再想对什么老师不满了，都是一些小失误，况且大家都不好做，过去了就行了。
今日，忽闻悉前外交部长李肇星要来工商大学做讲座，些许期待，然后迅即被凭票入场制打碎。何谓“大学讲座凭票入场”？顾名思义，这是一种讲座主办方进行人数控制的一种专业技术，票券或与座位方位对应，或与座位数目相符，实行该技术后，主办方能有效控制讲座现场人数，不至于人数太多，也不会人数太少。但票券数额必然会和票券实际需求量有所出入。发展至今，该技术已经有其2.0/3.0版本：有些讲座（一般学者），可以允许无票人士进去站着；有些讲座（政要、领导），则严格控制现场人数，不能人数过于拥挤而发生“破坏当代先进青年学生形象”的事件。
发明该技术的人们自认为此法带来了如下好处：
1， 控制了现场秩序，防止人数过多造成的混乱；
2， 依具体情况采取实名制，票对应人或对应相应组织发放，保证到场人数，避免出现冷场；
3， 一种宣传方式的补充，不仅宣传讲座，也宣传组织；
4， 印票可以多一件事，以降低组织内人员无事可做而导致的“闲散失业率”；
5， 博主思路有限，或有还没想到的其它。
但笔者觉得这显然这和最早大学办学的自由平等思想背道而驰，此举可以说是成功地剥夺了大部分人拥护好讲座、冷落差讲座的权利。
首先，票券数与实际需求量不符势必造成大多数想去听讲座的人失去机会。一般来说，凭票制出现在档次较高的讲座，主要用来限制人数。没有获取票券的人就只能失去坐下的权利，站在后排，甚至被挡在大门之外。听讲座人阶级的分化就像吃光面的人只能站在门外吃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