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试译：第一节（部分）
1.萨特与世界
自由、平等、博爱
让-保尔•萨特（1905-1980）是法国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一。一个善战而机智的评论家，一个主体性的形而上学家，一个政治活动家，一个政治理论的革命者，一个人道主义小说家，一个谆谆教诲的剧作家，他的天才之处不仅在于他在哲学方面集大成的能力，还用他开阔的想象突破了表达体裁的局限。
1970年，法国记者米歇尔•李巴尔卡做了一个关于萨特的讲座，在讲座中，他将萨特的思想发展分为三个阶段：自由、平等和博爱。萨特赞同用这三个在1789年法国大革命中用来作革命口号的概念分别代表三种哲学：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存在主义，在二战中越来越倾向的马克思主义，以及在他1980年逝世之前最后几年的无政府主义。
李巴尔卡的三阶段划分简洁、明了，然而值得注意的是，这是一种过度的简化。成熟时期的萨特一向是个存在主义者，一个致力于人类生存问题哲学风格的实践者，这些问题包括：死亡、焦虑、政治、宗教与性承诺、自由与责任以及存在自身的意义。由此可见，在他长期的的马克思主义者阶段和最后公开的无政府主义者阶段，他仍然是个存在主义者。
萨特的存在主义从来都不是一种纯粹的存在主义。他杰出的哲学综合之一是存在主义与现象学的融合。摩拉维亚，德语哲学家胡塞尔（1859至1938年）和他的奥地利教师，心理学家、哲学家布伦塔诺（1838年至1917年），是现象学的创始人。现象学试图解释所有知识的可能性——包括哲学所描述的内容和意识的结构，这是胡塞尔的愿望。他希望这种带有部分笛卡尔主义和部分康德主义特性的工程可以将全部知识建立在不容置疑、坚不可摧的基础上。说胡塞尔的现象学是笛卡尔主义的，这是因为它也有笛卡尔的那种方法论野心，认为对揭露前概念和坚实知识是有确定方法的。说它是康德主义的，因为它有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康德（1724-1804）对于揭示所有的知识是如何可能的（尤其在他1781年至1787年写的《纯粹理性批判》中）“先验的”野心。
丹麦新教神学家瑟伦克尔凯郭尔（1813年至1859年）和德国无神论的虚无主义尼采（1844-1900）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的先驱。在俄国小说家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1881）的作品里也对人类生存的深层困境有着深刻探讨。尤其是他的《地下室手记》（1864）预见了萨特的主题。
在把现象学与存在主义结合为统一的哲学这件事上，萨特并不是独自的或完全原创的。在德国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1927年发表的未完成的杰作《存在与时间》（Sein und Zeit）中，现象学已经经历了深刻的基础本体论的转化。这本书是对它的意思是什么的考察，尤其是这种通过人的自己的存在（此在）揭示它的意义。紧随着萨特自己在1943年的合成——《存在与虚无》（l’Etre et le Néant），梅洛-庞蒂作为萨特的哲学战友和政治论敌，在1945年完成的现象学和存在主义的综合著作《知觉现象学》（Phénoménologie de la Perception），与萨特的观点在一定程度上不一致。萨特的存在主义，像梅洛-庞蒂的一样，属于“存在主义现象学”。莫里斯•梅洛-庞蒂（1908-1961）提出了一种身体现象学，避开了身-心二元论，消解了唯物论和唯心论。在与萨特合作编辑《现代》杂志时，他曾在政治上影响过萨特，但后来当他看到后者的XXX时与之决裂。
萨特的马克思主义也从来不是纯粹的马克思主义。不仅仅是他从来没有加入PCF（法国共产党），他哲学生涯的第二次大规模综合就是将存在主义融入马克思主义。1960年的《辩证理性批判》第一卷（Critique de la Raison Dialectique I）是一次尝试，尝试表现出存在主义哲学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不仅是相互一致的，而且还是相互依赖的——作为互相都辨证地需要一个对人类现实的充分解释。这种新黑格尔的“整体性”哲学向我们断言我们理解历史的方向和独一无二的人类个体所需要的全部知识结构都在他们相互间复杂的构造里。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黑格尔（1770-1831）认为哲学问题可以被展示出明显的矛盾，这种矛盾可以被消解、克服或者被“扬弃”（aufgehoben）。因此，例如，人类既是自由的又是被因果决定的，既是精神的又是身体的，既是社会的又是个人的，既是主观的又是客观的，等等，没有一个可以排斥掉另一个。“扬弃”或者“整体性”哲学表明看似相互对立的观点不仅是相互兼容的，还是相互间必须的。
萨特的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他所信仰的马克思主义是关于人的解放的最先进哲学，后来他调和了先前的观点，因为现实中上马克思主义的人类个人的志向使他意识到他的愿望粉碎了。例如，苏联农场的集体化和30年代至40年代之间的“大清洗”，1956年镇压匈牙利起义，苏联古拉格集中营长达数十年的暴行，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结局。像奥地利哲学家卡尔•波普尔一样，萨特并不认为共产主义的压迫只是个别的政治实践问题。他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理论是有缺陷的。
然而与波普尔不同的是，他试图寻找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而不是完全拒斥它。同样不同于波普尔的是，他认为被忽视的有关个体自由的理论源泉可以在马克思自己的早期著作中被发现。年轻的马克思被解释为一种原始的存在主义。
这种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假定合成是富有雄心壮志的。一些最基本的而又最棘手的形而上学和心灵哲学的问题是该合成的障碍。古典马克思主义是决定论的和唯物主义的。萨特的存在主义是解放的和现象学的。马克思主义包括一种可说明性的预见未来的历史理论。存在主义探究一种处于自发性的现在，赋予的仅是关于过去和未来的存在。马克思主义是一类关于主体以及对象变化的社会理论。在存在主义中则是个体实施行为以及行为影响个体。马克思主义自诩是一门科学。存在主义则把科学看作是非人性和异化这个问题的一部分。
无政府主义是这样一种理论，该理论认为，国家废除死刑是可能的而且是应该的。显然，萨特是一个日益向权威挑战的人物，尤其是国家的权威。从在1938年出版的小说《恶心》（La Nausée）嘲讽资产阶级的价值观，到对50年代的阿尔及利亚和60年代初的古巴反政府武装的支持，以及作为其他左翼或反殖民事业的领导者，到他70年代早期在巴黎街头发放毛派传单。萨特从来没有写过一个由无政府主义和他拥护的其他哲学的哲学合体。 相反，他的无政府主义就是他的行为。
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发展成一个推翻法国资产阶级的革命而失败后，萨特对共产主义失去了耐心。他写了一篇题名为《Les Communistes ont peur de la révolution》（共产党人害怕革命）的传单，以谴责他所目睹的法国共产党对革命的背叛。他接受《人民事业报》的编辑工作以及其它的毛派论文是他最后重大的马克思主义姿态。20世纪70年代，他努力想要去学习他那些年轻革命同志的政治立场，而他们对待这个年迈的作家的态度是时而高兴时而轻蔑。
尽管有这些复杂的状况，李巴尔卡用自由、平等和解放分别来表示萨特的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还是有其深刻的适当性的。萨特的存在主义的根本原则认为，无论人们受到怎样的限制，他都有不可剥夺的自由去选择。我们是我们选择所是的那些人。在马克思主义中，平等并不仅仅是一种价值观，而且还是核心的政治价值观，是其它价值观所依附的价值观。在他的无政府主义中，在政府没有权利的情况下，友爱可以使社会变得和谐。普通人的友谊的维持并不需要警察、军队、法院或者税务来维持，这条线索说明了没有国家的社会是可能的这一事实。
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之间可能是不相互一致的。如果哲学的问题需要解决，以展示自己的兼容性，那么这同样适用于1789年法国革命的口号。可以说，18世纪90年代以来世界历史的西化进程就已经明显地包括了调和自由、平等和解放三者间竞争性诉求的尝试。如果这是正确的话，那么世界各地对萨特作品的热爱就更加好理解了。
那么，萨特就是一个集大成者了。一个伟大的哲学家成为一个集大成者并不是不寻常的。柏拉图调和的静止和理性主义——巴门尼德的一元论世界图景，也带有多元化的、经验的东西——赫拉克利特的流变本体论。笛卡尔在他的二元论哲学中调和了他所继承的中世纪神学世界图景与在物理科学中新的发现。康德有意识地合成了笛卡尔、莱布尼茨和斯宾诺莎的大陆理性主义和霍布斯、洛克、贝克莱和休谟的英国经验主义。列宁则指出，马克思主义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英国古典经济学和德国古典哲学的一次大融合。萨特在40年代对现象学和存在主义进行的综合与50年代后期对存在主义和马克思主义进行的综合代替了历史上其它这些综合哲学的位置。他们至少在哲学上意义重大。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人物马尔库塞将德国-美国当代马克思主义与精神分析学进行了综合，他在“五月风暴”中的影响力甚至要大于萨特。